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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历 史
时评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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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 军 · |
| 撰稿：韩 军 来源：惟存教育网 本站编辑转发 |
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所有痼疾，归结到一起,无非两个:一个是“伪圣化”,一个是“技术化”。
前者是“精神专制主义”，后者是“精神虚无主义”。前者使语文教育为政治思想所箝制，以专制思想驱逐人的自由精神、自由意志；后者使语文教育异化为纯粹语言文字训练，以精神虚无驱逐人的真实精神、真正个人意志。一言以蔽之，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的真实、自由的精神！而真正的母语语文教育,本质是以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为表征,以培育人的个性、人的自由精神为根基的教育。
伪圣化——精神专制主义
所谓“伪圣化”，就是用一套唯一的“群性话语”和“公共思维”模式，箝制师生丰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说话方式，压抑精神自由，禁绝个性语言，让全体师生都用一个模式思维、用一套话语说话；用专制色彩的伪神圣、假崇高的观点去看待“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等人文价值范畴，让师生的语言，远离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现实生活。它走向“精神专制主义”。
§ 第一种表现：求统一
禁绝个人语言、多元解读，定制统一的公共话语套子让师生共同使用。师生的表达（说写），有大体统一的套子。主题统一要求，理想、爱国、奉献、积极、上进为主。选材统一要求，写人，以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为或工农兵为主；写物，青松、石子、小草等为首选，它们的一致特点是，坚强、普通、平凡、顺从、听话、不求索取、默默奉献。教材上的动植物几乎很多带有过强的政治色彩－－如燕子，是《海燕》，迎接暴风雨，是无产阶级战士的象征；松树，《松树的风格》，是奉献者的象征；杨树，《白杨礼赞》中是北方农民和民族的象征；《天山景物记》《风景谈》也带有极其浓烈政治色彩。写青松，要想先烈；写石子，要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春雨，要想党的培育、党的政策；写长城，要想解放军等等。实际是一套早在七十年代就被动摇的、庸俗社会学的文艺理论和写作理论的残留。
现在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是被上千堂语文课“培养”、“训练”出来的。我们可沉静地深入想想，通过上千堂语文课的“循循善诱”的“训导”，我们大多数人的潜意识中，连一些基本语汇，都成了“公共”的了，都是两两组合的——蜡烛、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教师；白衣天使与护士、医生；残酷、黑暗、吃人与资本主义、旧中国、旧社会；光明、温暖、幸福与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社会等等。在说话、写作中，惟如此相联，方才合格，积极，有意义。否则，语文老师那里就通不过。比方，你不能写见了落叶之后所引发的一些愁思，不能写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盼……。你总被面命耳提地告诫，要“升华”，要“昂扬”，写光明，写理想，写本质，写积极，写精神追求，莫写物质追求，莫消沉，莫涉及阴暗面，等等。做学生时，是老师面命耳提告诫你；走上社会后，提笔写作或张口说话时，是你自己下意识地告诫自己——这已成了大多人的潜意识！
本来，孩子是能够写出个性来的，是有自己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维、个性语言的。可日久天长，被一些语文老师磨灭了，扼杀了。我们总一致说，“《项链》是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雷雨》是揭示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麦琪的礼物》是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小人物悲惨生活同情”，甚至“《绿》是对祖国山水和大自然的热爱。” 那些课文也的确可以如此解读，但，是否只有唯一的解读？可否允许师生做出自我的、多元的合理解读？一位高中生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作文课了。
……所谓练习议论文是怎么个练法呢？论点还有要求，必须是靠近理想、奉献、爱国等重大主题。有一次老师要求评述《祥林嫂》一文，我评论的是她的几个希望的首先产生与幻灭，自以为文采等都还可以，没想到被判为零分，并被勒令重写。原因是评述本文最佳角度是抨击封建礼教的罪恶。”学生不能说真实的内心感受，不能说有独立精神体验的个性的话。如此这般，日久天长地面命耳提，一节一节课地熏染，学生就学会了根据不同的场合，揣摸不同的人的需要，说顺耳的话，甚至假话、套话，而不是说自我真实体验的话。孩子的精神被纳入一个个早已准备好的套子之中。
你可以抽查天南地北、城市乡村的学生作文，会有一个惊人发现，相当数量的作文，从主题提炼，谋篇布局，到语词的选用，甚至开头结尾，都如出一辙。你很难见出极有个性的文章。孩子们有着千万张不同的脸孔，却有着大体一样精神套路、言语方式，大体一样的大脑！学生个性就是如此泯灭的、学生的“精神底子”（钱理群语）就是如此坍塌的！
一位年轻教授痛愤地说：“现在我是一个‘吃写作饭’的人，而我写作的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辞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思。……说得再严重点，它对作者和读者的灵性都是一种扼杀。
我总回想起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写作文都必须按一种固定格式、用一套固定的语言来写，最后还必须归结到一个固定的主题上去。比如写松树吧，就必须写松树坚贞的品格，写草地就非得写小草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奉献不可。要是写松树不像红枫和银杏那样好看因而自己不喜欢松树行不行？不行，老师会给不及格。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我想那时候肯定有过抗拒，肯定有过挣扎，然而学生再较劲也强不过老师的教鞭。
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作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写作本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写作源于一种生命觉醒，源于苏醒的心灵对世界、对人的惊喜和感悟，源于对自身经验、自身情感的一种珍惜；因而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真实的感受是一个人灵魂的确证，是一个人个性与人格创造，这其实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不管他的语言多么惊异，他的感受多么与众不同。实际上“越是与众不同才越有价值，人生因为众各不相同的感受而显得意味深长、社会因为人们不同的个性和色调而显得丰富多采。”（《为什么远行》108页，李书磊著，珠海出版社）
从这个意义上，不客气地说，有些语文教师，不但没有成为语文学习的导航人，反而成了扼杀学生独立自由自我精神的刀斧手，成了独立思维、独立言语的禁锢者！深入地说，这当然不能全怪广大语文教师，他们也是社会培养的结果。
§ 第二种表现：求神圣
蔑视真实人生、人情，有一个“圣化”、“升华”情结。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社会大力倡导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不少语文教师的理解中却变异了、“伪圣化”了。不少教师把这些思想，同学生自我个性的多姿多彩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精神的自由舒展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童稚纯真的率性情趣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生活的丰富多元对立起来，同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言语对立起来；集体与个人对立，爱国与爱家、爱亲人对立，主义情、阶级情与个人情、亲情对立，大情与小情对立，等等。总之，同真实人的基本生活愿望相对立，与跃动发展的人的现实生活相脱节，与真实人的精神自由、个性自由相背离。也就是说，不少教师对“高尚、健康、先进、有意义”的理解，对以上思想的理解，已然在几十年极左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打上了“伪圣化”的烙印。“伪圣化”，成了几代语文教师的耿耿情结。析文解诗，教导学生写文说话，动辄往“主义”上靠、升华，甚至对诸如《背影》中的父子情，也要批判为“小资”情调。
学生稍有率性言语、个性意念，就可能被一些教师轻率地判为“不积极”“不健康”“无意义”、“不深刻”“偏激”。我当然认为，“积极”、“进步”、“健康”、“深刻”、“有意义”等诸多真正的人文价值范畴，应是每个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的价值规范，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最理想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至高目标。但——
一、不能滥用这些概念，不要动辄指斥孩子不积极、不进步、无意义等；
二、几岁十几岁的中小学生的写作与说话，应以生活化、平民化、率性为主，以朴实和真切为高，以孩子所能有的精神体验为基本限度，切不可拔高，尤其不可用伪神圣、伪崇高，去取代孩子们生活化、平民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语言表达和精神体验。
生活化、平民化、率性、天真、朴实、浅白与神圣、崇高、庄严、进步、深刻、有意义，自我与集团，个性与共性，自由与纪律，家人情与天下情，等等，它们并非冰火。很多时候，它们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体的。很多时候，一个人，若不懂得前者，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后者。因为后者是深深扎根于前者基础上的。我执着认为，孩子率性写生活、朴实写自我、不假虚饰地描摹与诉说，这本身就是神圣、崇高、庄严！
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
总之，“伪圣化”，就是脱离人的真实生活、脱离人丰富多样的精神体验、脱离人的生命本身，以专制的公共意识取代人独立的自我意识、自我精神，一句话，就是脱离真实的、现实的人，脱离丰富多采个性的人！把全体师生都统统“纳入”一个统一的专制话语套子之中，让大家通用一套“公共精神”生活，通用一套话语来思维和表达。
（未完，接下页：“技术化：精神虚无主义”至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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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2-10 编辑转发 / 2018-11-30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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