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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同党患难与共8年之后,却被党开除。可想而知,陈独秀在得知他被开除出党后,其心情是何等复杂!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独秀开始为自己准备“宣言书”,他要将自大革命失败以来自己所反思的结果公布于世。他要告诉全体党员:大革命时期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中央开除他党籍的理由是多么荒谬,现中央的所作所为对党又是多么不利。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终于公开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
陈独秀基于他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认识,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对于中央的现政策多有指责。关于革命的性质,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以便指责说:由于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目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将来的革命途径上反对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对资产阶级的留恋和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显然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而且比它更加深入,从而必然造成将来革命的更可耻的、更悲惨的失败”。关于革命的形势和口号,他认为目前革命处于低潮,只应用“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推动广大群众,待革命高潮时,再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批评说:中央错误地认为革命已到复兴时期,将“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行动口号,以命令强迫罢工、示威、暴动等,所以“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陈独秀对中央不接受他的意见深为不满,对中央开除他出党更是愤懑不已。他说:“无论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盖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的威权,钳制党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他提出,任何有责任心的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对中央决定开除他党籍的直接反应。不难看出,他的反应是极为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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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
在陈独秀推出《告全党同志书》5天之后,另一篇经陈独秀修改定稿的东西也“隆重”登场,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如果说,前一篇主要是陈独秀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为自己辩护,是被动应战;那么,这后一篇则主要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作,其目的是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主动宣战。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分子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而且他们的行动上也效仿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模式。当年,托洛茨基派为了与斯大林展开斗争,曾发表《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四人宣言》(1927年5月)、《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如今,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发表了有81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意见书》共分五个部分: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意见书》的火药味还是很浓的。《意见书》一开头,即将矛头直指斯大林等人,指出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机关才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这些错误的表现是:在政治上,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同上层领袖谋妥协的策略代替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策略代替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正是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1923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而失败最惨的是1925-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
《意见书》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国际的错误指导之下。先是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继而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使党的组织残破不堪;六大之后,更是在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交错指导之下,使党不能前进一步。
《意见书》的出台,表明以陈独秀为首托派分子高扬反对派的旗帜,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坚信自己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真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团体。正像郑超麟曾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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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伟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
中国的托派分子认为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然而,事实却不是中国托派分子自认为的那样。如同其他国家的托派组织一样,中国的托派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拥护,它永远只能是一个难以发展的小组织;中国共产党也视其为“敌人”,而不承认它是党内的一个派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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